2014年7月8日 星期二

次章、勝利者的他者書寫

古今戰場上,本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本章以勝利方的角度為主,觀看獲勝者書寫他者的戰敗感。在這裡的戰場,可能是土地掠奪的勝利者、或者是當下的土地佔有者,對過去歷史事件的再詮釋。

伊藤貞次郎〈古戰場並序〉是典型土地佔有者,對過去歷史事件的再詮釋,請見原詩:

(明治二十八年(1895)六月大嵙崁舉人黃國輝作亂率鄉民抗官軍敗爲虜不屈而死餘皆降)
此地皇軍古戰場。如今樵牧日成行。
翻思豎子身誅死。不似鄉人仰寵光。


若是當代書寫清代舉人黃國輝的作戰,絕對是以率兵抵抗日軍侵略的主旋律書寫,而非「豎子」書寫。但是,在日治時代的主旋律,尤其作者伊藤貞次郎又是日本人身分,自然而然以「皇軍」作為主調,期待台人皆能仰賴身為天皇子民的寵光。


另一角度,讓我們看臺人又是如何書寫過去歷史的勝利者呢?從魏清德(1886-1964〈題鄭成功受荷人乞降圖〉詩中,以鄭成功受荷人乞降圖為靈光,以詩句臨摹畫作,從而建構「東漸西力須退攘,每覽斯圖輙神往。」的觀念,隱隱然有種與西方帝國主義者抗衡之意。

*C.E.S., 1675, 《被遺誤的福爾摩沙》 
鄭成功符碼在日治時代能繼續歌頌的原因,固然與他的母系是日本血統有關,因此在戰爭後期,徵求自願兵的詩作書寫,亦可能見延平王的身影在詩作之中不斷出現。


然而,這種東洋與西洋抗衡的觀念,至今在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圈,似乎演變成「中國崛起」與西方國家,甚至與日本抗衡的聲浪。在台灣而言,更顯尷尬,政府如何面對中國?成為執政者的大考驗。

然而,這種與西洋抗衡的觀念,至今在東亞圈的中國,似乎演變成「中國崛起」與西方國家,甚至與日本抗衡的聲浪。在台灣而言,更顯尷尬,政府如何面對中國?成為執政者的大考驗。且讀原詩:


荷人自詡天驕子,豕蛇薦食意未已。
狡焉日逞流毒來,貪婪一部東印史。
草雞長耳人中英,手提長劍跨長鯨。
樓船肅肅從空下,師行直迫紅毛城。
海潮天佑驟高漲,鄭師鼓噪荷人驚。
臺灣先人曾闢地,臥榻寧容異族睡。
…...
城門開,鄭師入,漢番歡呼荷人泣。
揆一惶恐膝行前,鄭師環環按劍立。
國姓爺,坐上頭,釋令謁見免俘囚。
爾戴爾首爾舟返,爾物持去皆自由。
……
東漸西力須退攘,每覽斯圖輙神往。
鋤庭掃穴推先河,買絲待繡延平像。

撇開這些不說,來談談魏清德。2014年年初,由國立台灣文學館策劃,台大台文所的黃美娥教授主編,由台文館出版《魏清德全集》的新書發表會。《魏清德全集》有58冊,詩卷2冊,文卷2冊,小說卷2冊,文獻卷1冊,目錄卷1冊,歷時數年,終於大功告成。從成書編冊的編排可知,魏清德除了傳統漢詩之外,創作的小說更是不少,在日治時代是著名的漢文通俗小說家。



*站立者為黃美娥教授,右方為前任文學館館長李瑞騰。(圖片取自台文館)
然而,全集更有文卷兩冊,多收錄其在日治時代報刊發表的作品,多涉及殖民現代性與轉植在台灣的問題。任何作家全集的出版,絕對是功德圓滿的事,既是如此,讀者若有機會,能翻讀幾篇,甚至幾冊,對於台灣文化的深耕,才能越到位、扎實。

台灣可以是南蠻之地,也可以是南洋新版圖。在伊藤博文(1841-1909〈南航途上軍艦作〉詩中,就是把殖民地當成是帝國版圖的延伸,伊藤博文在南行途中,將治理台灣的心願,在短短四句中呈現出。原詩如下:

戰後烽烟跡欲無,百年長計在皇謨。
節旄銜命辭魏闕,去見南洋新版圖。


*台博館介紹兒玉後藤紀念館在新公園/作者自攝
*國立台灣博物館的伊藤博文像/作者自攝
同樣是南行台灣,不免令人想起台灣電影《KANO》結尾,一行人赴日打甲子園後,回程擔心這樣的表現,究竟在南方的島民會否滿意呢?又或者,如楊逵《送報伕》結尾,男主角楊君留學返國的話:「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由此觀之,究竟伊藤博文的治台政策,給予台灣人民的是現代性的進步,還是殖民者的壓迫呢?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韓人刺殺的結果,或許已透露一絲解答,殖民地的人民究竟是痛苦還是幸福。

提及殖民,恐怕感觸最深的是台灣原住民族群。當漢人來台時,遭受漢人壓迫,當日本人來時,更遭受日本人、漢人的雙重壓迫,從原住民的視角而言,漢人與日本人何者較可惡?恐怕答案不一。從日高梅嶺〈聞臺灣時事有感三首〉的觀點而言,1907年擴張隘勇線時,在插天山發生與泰雅族的戰鬥。請讀原詩:

插天山對枕頭山,接角光形指顧問。
黠虜襲來如驟雨,戍兵奔潰幾人還。(其一)
十八師團兵有餘,臺灣蠻匪尚紛拏。
九原願起西鄉得,瘴霧蕃煙付一噓。(其二)
豺虎猶知撫養恩,萬千化外十年存。
請看諸葛南征計,折服蠻心絕禍根。(其三)

*泰雅族出草攻擊插天山新隘線的新聞(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插天山除了此詩有書寫之外,鍾肇政先生曾創作台灣人三部曲:《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其中,第三部曲更被改編成為《插天山之歌》同名電影,由導演黃玉珊拍攝。由漢文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可知,新隘線成立之後,泰雅族人出草攻擊之,最後慘遭清除。

其實,從同年八月三日開始,報紙等消息就有零星報導插天山建立新隘線的狀況。(如下圖所示。)對照日高梅嶺〈聞臺灣時事有感三首〉可知,詩可以是歷史——呈現反面的歷史,有時你不能正向直接把詩作當成描寫現實,相對的,它只是激發你思考的契機。日本人為何要新設隘線?泰雅族人為何要出草?答案恐怕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蔽之。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探索日治時代的人民精神史,多半會困惑在於殖民現代性的議題上。比方說以陳瑚(1875-1922)〈觀日露戰爭活動寫真有感〉的詩作為例。內容描述他觀賞日俄戰爭時的紀錄片是:「白紗一幅映燈光,燦爛如晝照華堂。紛紛裙屐來如織,快睹極東爭戰場。……幻燈至此妙入神,千秋猛士長不死。廿紀風雲戰局新,流傳何必垂青史。……我聞寫真非易得,櫛風沐雨臨絕域。萬死之中倖一生,探得驪珠方返國。按圖作劇百媚生,不藉火光藉電力。莫言見影不聞聲,公輸視此無顏色。」

*台灣日日新報訊息(1904年)
對於電影技術的先進程度,詩人抱以高度的肯定,認為電影是使用電力的玩意,是二十世紀的紀錄工具,不必依靠青史,也能留下歷史。這首詩作,除了討論戰爭之外,更替台灣電影史作出側寫,道出台灣人民對於電影的看法。因為日俄戰爭紀錄片,在台灣上映,可能是台灣人民初次以較大規模的方式接收電影這項現代技術的方式。讀者若要探究日治時代的台灣電影史,可以從三澤真美惠老師的《殖民地下的「銀幕」 : 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硏究(1895-1942)》或其最新著作《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 : 日治時期臺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了解其脈絡、發展。

現代性伴隨殖民同化、國策協同的成效,從《南進台灣》紀錄片中,便可知日本帝國主義如何改造台灣島民,藉用各種現代化的成效,讓人民忘記殖民者的毒素,改造人民心向日本帝國。隨著網路影音技術的發達與影音典藏,如今,我們也能從影音網站看見從前的《南進台灣》紀錄片。但必須非常注意的是:裡頭無時無刻皆藏有日本帝國主義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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